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么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弃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