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报出的创作计划令当时的文联主要领导不满。他绝对是个好人，完全是为了爱护我。他认为我那样年轻，不冲到工、农、兵第一线去，不去书写工厂、农村、战场的火热生活，却要去深入闹市的商场，未免太那个。他对我创作计划的訾议，使我有些个紧张。我在正式调入北京市文联之前，已经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自然也是北京市作家协会成员，在创作上已经受到北京市文联领导，那时候正逢打响了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都组织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去前线，回来写出相关的作品，我也在被发动之中。那时候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的冯牧个人关系很好，有一天到他家去，我私下跟他说，这场战争从政治上说我是理解的，但是从情感上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前些年还是“同志加兄弟”，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作品歌颂这种“兄弟情谊”，从歌曲到舞台剧，从诗歌散文到报告文学，有的歌曲我现在还能随口哼出，现在却要去书写双方的浴血奋战，我觉得为难。我这“活思想”，在当时即使不算“反动”，也是十足的“落后”。但是冯牧听了竟没有批评我。由于冯牧的“庇护”，后来宣布的上前线的作家名单里，就没有把我列上，因此我也就没有写过相关内容的作品。冯牧仙去很久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感谢他对我的宽容。但这件事情是否已令那时北京市文联的那位主要领导视为“前科”呢？我不得而知。不过他对我在报创作计划时竟然大模大样提出来不下厂不下乡也不下部队，而欲直奔花花绿绿的都市大商场，确实很劳了一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