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思想的解释学不再迷狂，对他的苛责却有增无减。不久前，民众不敢发表对他不利的观点，现在不一样了，他被指责是扰乱法国的罪恶之源、保皇派、保守主义者、反革命的思想家。为躲避灾难、去德国海德堡流亡的贵族博纳尔（Bonald）每念及革命就指责《社会契约论》的罪过，“它为个人之利而牺牲社会公益，为思想的一致性而扭曲历史，为日内瓦不惜伤害法国”[232]。1796年，艾斯切尼出版《论平等》，批评《社会契约论》里只有自然原理，“不以传统习惯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弊端明显”[233]。自由派律师慕尼埃（J.-J. Mounier）指责卢梭的傲慢，及其模仿者的错误，为此，他虚构了阿道尔夫（Adolphe）和尤里什（Ulrich）的对话，一番辩论后有颠覆性的结论：“人民主权和政治平等让法国迷失方向，应复辟君主制，别无他途，因为社会秩序的根基只能建立在不平等之上。”[234]反对的声音一致，反对的根据却千差万别，在对抗的情绪里，人心不免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公共舆论更混乱。